新冠后肺结节被“唤醒”成为肿瘤？新研究发现新冠感染后，“休眠肿瘤”周围悄悄长出了新血管

不少新冠感染者康复之后常常感觉身体却很难回归从前的状态，各种说不清的躯体症状断断续续找上门来。近年来，围绕新冠后遗症的各类科研成果不断发布，病毒感染对人体器官、组织微环境带来的远期影响，也受到人们关注。 确实，新冠病毒带来的损伤并不只局限于急性期发热、咳嗽等典型症状，感染诱发的缺氧、炎症反应，还会对肺部微环境产生持续性的扰动。近期发表于Signal Transduction and Targeted Therapy的一项研究发现， 新冠病毒感染会造成肺部缺氧，同时引爆局部剧烈炎症， 双重刺激之下，体内的VEGF（血管内皮生长因子）信号被大幅激活， 疯狂催生大量新生异常血管。 这些新生血管相当于给原本潜伏休眠的肺部肿瘤“输送粮草弹药”，直接助推实验体内的肺部肿瘤快速长大。 难道，这是否意味着， 新冠感染会将体内原本静止的肺结节“唤醒”，进而发展成为肿瘤？ 肿瘤休眠不等于肺结节，肺结节也不等于肺癌 所谓肿瘤休眠，是指肿瘤细胞或微小肿瘤病灶在一定时期内没有形成持续扩大的临床肿瘤，而不是癌细胞已经彻底消失。部分微小病灶只能通过组织病理学检查发现，常规CT并不能识别，因此 不能把影像报告中的每一个小结节都理解为“沉睡的肿瘤” 。 从发生机制看，肿瘤休眠主要涉及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 肿瘤细胞自身进入低增殖状态，免疫系统持续限制肿瘤细胞扩增，以及微小病灶因缺乏充分血液供应而无法进一步生长。 这些机制可以单独存在，也可以共同作用，因此，肿瘤能否继续发展并不只取决于癌细胞内部的基因异常，还受到局部免疫状态、血液供应和组织环境的共同影响。 此次研究重点关注的是其中的 血管生成休眠 。微小肿瘤病灶尚未建立充分血液供应时，细胞增殖与死亡可能维持相对平衡；当促血管生成信号增强、新生血管增加后，病灶获得更充分的氧气和营养供应，这种平衡才可能被打破。 图1 血管生成与休眠肿瘤重新生长的机制 但在临床现实中， 肺结节只是影像学描述，并不是病理诊断。 感染后炎症及组织修复、肉芽肿、局灶性纤维化、良性肿瘤和早期肺癌等，都可能表现为结节，医生需要综合其大小、密度、实性成分、边缘特征及动态变化进行判断，不能因为它恰好出现在新冠感染之后，就推断它是被感染“唤醒”的肿瘤。 同样，新冠后肺结节检出增加，也不能直接等同于肺癌发生增加。2025年发表的一项多中心回顾性研究分析了18906次胸部CT检查，发现疫情后实性结节和纤维化改变的检出有所增加，但高风险结节检出率并未显著上升；由于该研究没有获得肺癌发生率的长期随访结果，它同样不能证明感染与肺癌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只能说明“结节检出增多”不能直接推导出“肺癌增多”。 因此，理解整项研究的前提是 讨论的是特定条件下的肿瘤生长机制，而不是把所有新冠后发现的肺结节都归入癌性病灶。 重症感染为什么会加速肿瘤生长？ 重症新冠和轻症感染，对肺部造成的病理损伤程度存在显著差别。 重症感染会损伤肺泡上皮与血管结构，出现肺泡内渗出、大量炎症细胞浸润，造成肺部气体交换受阻，进而产生局部组织缺氧 ；与此同时，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等免疫细胞大量聚集，释放多种炎症介质，让肺部的血管、间质以及免疫整体微环境发生改变。 在此环境下， 缺氧诱导因子HIF‑1α通路被激活，上调VEGF等缺氧应答基因 。VEGF为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R2是介导促血管生成的核心受体；通路激活后，会促进内皮细胞增殖、血管通透性增加，诱导新生血管形成。 研究在小鼠肺内观察到 微血管密度升高、缺氧标志物上调，VEGF与VEGFR2表达明显增强 。同时，研究对比21例重症新冠死亡病例与15例非新冠对照的肺部尸检样本，重症新冠肺组织同样出现缺氧、炎症浸润、T细胞减少以及 VEGF‑VEGFR2通路激活 。人体组织仅证实重症新冠可形成缺氧、炎症、血管重塑的肺部微环境， 但并未直接证明人体内休眠肿瘤会因此增殖 。 图2 新冠患者肺组织现肺泡损伤、微血管增多、炎症加重和T细胞减少 为验证该微环境能否真正促进肿瘤生长，研究者给小鼠注射了Lewis肺癌细胞，构建肺部肿瘤模型。结果显示，未感染组仅28%小鼠长出肉眼可见肿瘤； SARS‑CoV‑2感染后的实验组肿瘤发生率达到100%，病灶数量更多、体积更大，肿瘤内微血管与细胞增殖水平显著增高 。 后续干预实验发现，使用 VEGF中和抗体阻断该通路，感染带来的促肿瘤发生、促生长效应显著被抑制，肺及肿瘤组织微血管密度同步下降 。动物实验由此形成完整证据链：SARS‑CoV‑2感染诱发肺部缺氧和炎症，上调VEGF并激活VEGFR2通路，促进新生血管生成，为实验肿瘤提供有利生长条件；阻断VEGF信号后，该促肿瘤效应明显减弱。 图3 对照组（左）和新冠组（右）之间的肿瘤形成率 由此可以看出，VEGF并不仅仅是感染后随之升高的一项检测指标， 它是该动物模型